其实1840到1949人们衣食的变化的问题并不复杂，但是又很多的朋友都不太了解1840年好八字，因此呢，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1840到1949人们衣食的变化的一些知识，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问题的分析吧！

本文目录

先说说历史：

1840年，我国民族主要以满足为代表，满足的传统服饰为满族先民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为长期适应寒冷气候而选择了包暖性较好的袍装作为日常服饰。在明朝中期满族吸收中原汉族的袄式服装，改进成具有其民族特色的“旗装”也称“旗袍”。清朝建立后由于满洲贵族统治者的强制性推广，旗装在全国通行，但很快与汉族传统服装相融合。到民国时期又加入了现代西方时装成分，形成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现代旗袍。二十世纪以来，满族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传统的服饰已十分鲜见了。满族先民是游猎民族，在理发技术尚不发达的时代，为了适应长期游猎跋涉的生活，满族男子选择了辫发作为发式。其做法是先将额前部的头发剃光，以避免遮挡视线，便于射箭或格斗。后部的头发不作发籍而是梳成发辫，以适应骑马颠簸。这种发式曾在清代为统治者利用政治手段在全国强制推行。

满族居住分散，各地均有代表性的典型食品，主要有：

①白肉血肠。

②火锅（满族传统风味菜肴）

③酸汤子（辽宁岫岩满族的典型食品）

④清东陵糕点（也称清东陵大饽饽。最早是清朝皇帝到东陵祭祀祖宗时做供品用的，因此也称为"祭饽饽"。做供品时有果馅厚酥饽饽、鱼儿饽饽、匙子饽饽、菊花饽饽、糊面饽饽、炸高丽饽饽、江米糕、黄米糕、七星饼、鸡蛋糕、枸奶子糕、山葡萄糕、山梨面糕等几十种。传入民间制成糕点后，大体上分为大小两种饽饽。大饽饽每斤八块，俗称清东陵大八件；小饽饽每斤十六块，俗称清东陵小八件。大小饽饽品种主要有太师饼，松饼，玫瑰饼，龙凤饼，山楂桃。还有无馅的七星点子、八裂饼、核桃酥、到口酥等）

还有汉族

汉族主食以稻米、小麦为主，辅以蔬菜、肉食和豆制品，茶和酒是汉族的传统饮料。稻米的吃法以米饭为主，另有粥、米粉、米糕、汤圆、粽子、年糕等各种不同的食品；小麦则有馒头、面条、花卷、包子、饺子、馄饨、油条、春卷、炸糕、煎饼等吃法。汉族讲究并善于烹任，不同地区的汉族以炒、烧、煎、煮、蒸、烤和凉拌等烹饪方式，形成了不同的地方风味。汉族菜一般被分为的川、粤、闽、皖、鲁、湘、浙、苏等八大菜系。

汉民族有自己悠久华美的服饰，即汉服。

汉服是世界上历史最古老的民族服饰之一，从传说中的黄帝一直延续到甲申之难（1644年）。1644年清军入关后，建立了以满族为核心的高度集权政府。满清统治者下令全国剃发易服，引起全国性的愤怒、不满及武装抵抗，随后满清王朝进行武力血腥镇压与屠杀,汉服逐渐消亡。

1683年，清军入台湾，灭郑成功余部，从此汉服从华夏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彻底消亡。在经历满清两百多年的统治后，今日的汉族逐渐忘记了自己曾经拥有的华美衣裳，成了世界上惟一没有自己民族服装的古老民族。今天人们看到的“唐装”和旗袍、长衫马褂都不是汉族的民族服饰，而是满族的民族服饰或改良。值得欣慰的是，今天，越来越多的汉族人民又自豪的穿起了自己的美丽服饰，这场民间自发兴起的复兴汉民族服饰的运动，通常被称为“汉服运动”。

1840——1911年的历史讲完了

再说说1911——1949的历史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满族消亡了

建立了民国主要以中山装为主

在清朝（1644年～1911年），中国男子都是按照满族的式样梳理头发，穿衣戴帽，一直延续到20世纪之初。虽然中国已步入了近代史的征途，但传统服装仍保持着一定的稳定性，服装仍沿用着传统的长袍、马褂、瓜皮帽等式样。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之后不久，传统服式开始受到外国服式的一些影响，出现了一些改变，但基本式样仍保持着原有的状态，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才出现了一些根本性的变革，它象征着清王朝的彻底崩溃和一个时代的终结。辛亥革命不仅带来了社会的剧变，而且也促使服装的变革更为迅速而明显。中山装就是在这一变革中诞生的。

中山装是中国现代服装中的一个大类品种。其上衣的左右上下各有一个带盖子和扣子的口袋，下身是西裤，这是辛亥革命后流行起来的服装，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时穿用而流行于世，故称中山装。毛泽东主席对“中山装”很欣赏，他一直坚持穿中山装，因而国外朋友又称中山装为“毛式制服”。它具有我国民族的特点，穿着简便、舒适、挺括，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制定国民党宪法时，曾规定一定等级的文官宣誓就职时一律穿中山装，以表示遵奉先生之法。

中山装的由来，据说是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任中国革命政府大元帅时，感到西装样式繁琐，穿着不便，而中国服装在实用上亦有缺点。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孙中山到越南河内筹组兴中会，偶入河内由广东人黄隆生开设的洋服店，为了节省外汇，并能体现中国国情而授意黄隆生设计一种美观、简易而又实用的中国服装，黄参考了西欧和日本服装式样，并结合当时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和学生装而设计缝制成的。但是，也有资料称，中山装原由当时的军装改制而成的。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居住时，有一次，他将一套已经穿过的陆军制服拿到著名的亨利服装店请裁缝改成“便服”，改成“便服”后仍有点像军制服。但在便服中，它既非“唐装”，更非“西装”，店员便为之起名为中山装。由于孙中山先生在海内外声望很高，这种服式便不胫而起，迅速流传全国。当时的中山装背面有缝，后背中腰有带，前门襟钉9个纽扣，上下口袋都有“胖裥”。后来逐步演变成现在的款式：关闭式八字形领口，装袖，前门襟正中5粒明纽扣，后背整块无缝。袖口可开叉钉扣，也可开假叉钉装饰扣，或不开叉不用扣。明口袋，左右上下对称，有盖，钉扣，上面两个小衣袋为平贴袋，底角呈圆弧形，袋盖中间弧形尖出，下面两个大口袋是老虎袋（边缘悬出1.5～2厘米）。裤有三个口袋（两个侧裤袋和一个带盖的后口袋），挽裤脚。很显然，中山装的形成在西装基本形成上又揉合了中国传统意识，整体廓形呈垫肩收腰，均衡对称，穿着稳重大方。

中山装自1923年诞生迄今，一直是中国男子最通行和喜欢穿着的服式。中国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中山装的创始人。

1923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任中国革命政府大元帅时，感到西装不但式样繁琐，穿着不便，又不大适应当时中国人民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实用要求；而中国原来的服装（对襟式短衫褂，大襟式长衫等），既不能充分表现当时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在实用上也有类似西装的缺点。于是主张以当时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在企领上加一条反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这样一来，一件上衣便兼有西装上衣、衬衣和硬领的作用；又将“企领文装”上衣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下面的两个明袋还裁制成可以随着放进物品多少而涨缩的“琴袋”式样。孙中山先生说，他这样改革衣袋，为的是要让衣袋放得进书本、笔记本等学习和工作的必需品，衣袋上再加上软盖，袋内的物品就不易丢失。孙中山先生设计的裤子是：前面开缝，用暗纽；左右各一大暗袋，前面一小暗袋（表袋）；右后臀部挖一暗袋，用软盖。这样的裤子穿着方便，也很适用携带随身必需品。

协助孙中山先生创制中山装的助手名叫黄隆生，广东台山人，原在河内保罗巴脱街开设隆生洋服店。1902年12月，孙中山先生到河内筹组兴中会，偶入其店购物，相与攀谈。黄隆生获悉面前顾客即为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先生，大为倾倒。恳切要求参加兴中会，为革命出钱出力。1923年黄隆生随孙中山先生在大元帅府任事。孙中山先生设计中山装时，曾请他帮同规划和负责缝制，顺利地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

当中山先生穿起自己设计的、也是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时说：“这种服装好看、实用、方便、省钱，不像西装那样，除上衣、衬衣外，还要硬领，这些东西多是进口的（当时这些东西多从外国进口），费事费钱。”中山装由于具备好看、实用、方便等优点，所以一经孙中山先生提倡，就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1949年以后就不用再说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与文化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此，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谓半殖民地，从国家地位角度而言，中国国家的领土主权、司法主权、海关自主权等方面遭到了破坏，已经不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主权国家了。但中国又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清政府依然存在，仍在行使着它的权力。所谓半封建，从经济角度而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凭借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行条约，妄图将中国变成他们的商品市场、原料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将中国经济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链条之中，冲击着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除旧有的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外，又加上了中华民族同殖民主义的矛盾。而后者，往往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上述这些重大的变化，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使其出现了鸦片战争前未曾有过的局面。

（一）“国中之国”——租界的出现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发生了重大变化。香港割让给英国后，人口很快由两千人发展到两万人，到19世纪50年代达到七八万人。香港成了英国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与武装侵略的基地。16世纪葡萄牙人留居澳门后，中国一直仍对澳门拥有领土与行政司法主权。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后，葡萄牙殖民者乘机赶走中国在澳门的官员，强迫居民向葡澳当局纳税，使澳门变成葡萄牙的带有殖民地色彩的居留地。此后，澳门不仅继续充当了香港之外又一个鸦片贸易的大仓库，也成了西方掠卖华工的基地。与此同时，在中国的上海，出现了一个主权国家中少有的奇特的政治“景观”，即后来演变成“国中之国”的租界。

上海原为江苏省松江府属下的一个县。因其地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江浙地区，又有优越的地理环境，交通便利，战前已经是中国第一港。江苏省苏松太道，即驻上海。鸦片战争后，上海发展迅速，到同治初年，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正因如此，西方殖民者千方百计在上海攫取更大权益。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即将开埠，英国殖民者立即图谋在上海建立外国人的居留区，并初步选定居留区的地址。1843年，上海正式开放，英国驻上海首任领事巴富尔（G．Bal－four）在上海县城东西大街租得一大院落为领事馆。巴富尔曲解《虎门条约》的有关条款向清方讹诈，要求划定一块纯粹供外国人占用的居留地。1845年11月29日，苏松太道道员官慕久以其个人名义颁布了一个与英领事“依约商妥”的《上海租地章程》。该文件表面看来没有什么公开直接损害中国主权的内容，但实际上许多条款都体现英国殖民者的侵略意向。根据这个租地章程，在上海划出的“外人居住区”，尚属于居留地性质，还称不上“租界”，且当时也还没有“租界”一说。

1848年3月，接任巴富尔的英国驻沪领事借口青浦事件强迫新任道台麟柱答应了扩充居留地的要求，使居留地面积增加了两倍多（原面积大约830亩）。

1848年，以主教文惠廉（W．J．Boone）为首的美国传教士，擅自在虹口地区广置土地，建造房屋，其它美国人纷纷效法。当时道台吴健彰虽然答应了，但并无具体划定界址。待到1863年正式划定界址时，7856亩土地成为美国占领的地域，比英国居留地要大得多。

法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敏体尼（L．C．Montigny）1848年到任后，于次年要求吴健彰援英国例设立居留地，后胁迫新任道台麟柱于1849年4月6日发布告示，将986亩土地作为法国人的居留地。

必须指出，当初，在居留地内，中国政府在行政、司法等方面有干预权，且保有领土主权，这是有明文规定的。但随着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加深，到了太平天国时期，中国保有的权利逐步沦丧。1854年，英、美、法三国领事与苏松太道订立《上海英美法租界租地章程》，规定外国侵略者在上海租界内享有行政、税收、财政、警政等权利及行使司法权。为行使上述职权，上海租界出现了一个被译为“工部局”的机关，下分设警务、税务、财务、学务等机构，且设有法院，俨然就是一个市政府，居留地也便完全变成了租界，成为“国中之国”。1863年9月，美、英两国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

罪恶的租界制度在上海建立后，逐渐推广到其它一些口岸。1859年起到1904年，外国侵略者先后在中国的广州、厦门、福州、天津、镇江、汉口、九江、烟台、芜湖、重庆、杭州、苏州、沙市、鼓浪屿与长沙等地设立租界。租界成为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桥头堡。当然，租界客观上也是一个介绍西方文明的窗口，但更是西方冒险家的乐园。一个曾在中国海关任职的英国人也不得不承认，上海“已经变成了无法无天的外国人们的一个真正的黄金国。……其中许多人都是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只要有利可图，那么走私犯禁，一切都不顾忌，就是行凶杀人，也在所不惜”。（《中国沿海贸易和外交》第一卷）

（二）资本主义冲击下的自然经济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立即开始向中国倾销商品，并从中国大量掠夺原材料，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英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总值（不含鸦片），1837年为九十多万英镑，1843年便增加到一百四十五万六千多英镑，1845年又达到二百三十九万四千多英镑。与此同时，西方殖民者从中国掠夺走的生丝与茶叶等，也有大幅度的上升。1838年至1842年，中国向外输出的茶叶年均在四千多万担，到1846年便增加了一倍，达到八千多万担。同时期生丝出口，由三千余包增至一万八千余包，是原来的六倍。

英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以棉纺织品为主，约占总值的70％。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工业品，棉布占80％以上。西方大量棉纺织品的倾销，对中国传统手工业最重要的部门棉纺织业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东南沿海地区原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出现了解体的征兆。

江苏松江、太仓一带，棉纺织业历来比较发达。但随着上海开埠西方机器棉纺织品的大量涌入，松、太布市消减大半。大量洋纱充斥，不少以棉纺织为业的村庄，已经无纱可纺。外国的洋纱洋布成本本来就低，加之不少英国商人不惜以低于成本价百分之二三十的价格倾销，严重冲击了棉布市场。福建漳州府及同安县的土布，曾经布贩子运销到宁波、上海、天津、辽东及台湾。厦门开市后，洋纺洋布充积于厦门。布贩弃土布而运销洋布，致使土布难以出口。广州附近的情况，也大体类似。

丝茶等产品的大量出口，刺激了这些产品的生产。生产者将这些产品出卖给商贩，商贩再将其卖给大商人或买办，转销到外国。丝茶的出口贸易几乎完全受外商控制，使中国的丝茶生产与交易不得不依赖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发展，通商的五口地区出现了一批买办商人这些人为外国商人推销商品（甚至推销鸦片），收购丝、茶，收集情报，经办其它事务，这些人的命运逐渐与西方殖民者的命运联系得越来越紧密。著名的买办吴健彰，原为广州的行商，后到上海充当美国旗昌洋行的买办。他还花银子捐官，署理苏松太道并兼任江海关监督。这批买办后来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充当了中国封建势力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帮凶。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家为便于经济掠夺，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兴办了一些企业。这类企业当时主要有印刷、船坞、船泊修理等业。在这些企业中，多少不一的雇用了中国人。这样，中国最早的近代产业工人出现了，当然当时产业工人的人数还很少。

（三）“天朝”社会内部矛盾的加剧

英国殖民者的侵华战争，给中国广大人民带来无穷的痛苦。各种各样的赔款，外加清政府巨额军费开支，达一亿多两白银，无疑都要出自广大劳动人民身上。同时，鸦片战争结束后，鸦片输入仍有增无减。1841年中英谈判开始时，英方即向耆英提出开放烟禁的备忘录。耆英不敢答应，但也不敢得罪侵略者，只是说禁内不禁外，外国商船夹带鸦片与否，“中国无须过问”。（《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这种默许，使鸦片走私更加严重。1842年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为三万三千多箱，1850年激增到近五万三千箱。香港成为鸦片走私中心，澳门是香港之外的又一鸦片仓库。而上海与广州，则是两个鸦片输入的最大口岸。大量鸦片输入的结果，使“银贵钱贱”的老问题在这一时期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加剧。曾国藩在1852年的一个奏折中也说：东南产米之区，大率石米卖钱三千。昔日一两银子换钱一千文，一石米可得三两银子。如今一两银子换钱两千文，卖一石米只得一两五钱银子。过去卖米三斗可完纳一亩地的税赋，如今卖米六斗还不够交一亩地的税赋。（《备陈民间疾苦疏》）实际上，一些地方每两白银兑换制钱已高达两千三四百文了。

清政府征收田赋和漕粮时，历来有种种的勒索，如有所谓的浮收，即定额外多收，有供衙门吏胥分肥的所谓规费等，外加“折色”、“加耗”等多种名目的巧取豪夺。鸦片战争后，官府变本加厉，吏胥如狼似虎。江浙一带，漕赋一石，须纳米两石五六斗；折价纳钱，米价本每石两千文，竟折至七八千文以上。安徽征收赋税，浮收勒索超出正额数倍。江西浮收在二三石以上。湖北漕米每石浮收在三倍以上。湖南地丁正银一两，民间须纳数两；漕赋一石，民间要缴数石。缴纳时大户或设法逃匿，或设法将负担向小户转嫁，农民更加苦不堪言，少数人因交不起赋税弃田而走。更多的人即便丰收年景也不免挨饿受冻，一遇水旱灾荒，则相继流亡。

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也日益加重。地租率越来越高，一般在50％以上，迫使不少农民破产，出卖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因而土地集中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据有人统计，直隶、江苏、浙江、山西、湖北、陕西、山东、河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及东北地区，40％－80％的土地集中在10％－30％的人手中，而60％－90％的人则没有土地。（《太平天国革命前夕的土地问题》）

尖锐的社会矛盾，导致了社会风潮迭起。鸦片战争后，农民的抗粮抗租斗争，不断出现，且有规模越来越大的趋势。1842年，湖北崇阳钟人杰聚众抗粮举事，最多时达万人。义军曾攻占崇阳、通城两县，立“钟勤王”名号，设立帅台，竖立都督大元帅旗帜。斗争坚持一月有余被镇压。其后，浙江、湖南、福建、江苏、江西、河南、安徽、湖北、陕西、山东、广东等省，迭出大案。少数民族地区的反清斗争也此伏彼起，接连不断。民众或要求减少田赋，或拒不完粮。他们有的聚众请愿，有的拆毁征粮局，有的公开造反与前来镇压的官兵武力对抗。仅据官书记载，1842－1850年十年间，全国大小武装起义及农民暴动事件，即达九十余起。这是社会动荡的产物，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动荡。

（四）开眼看世界——地主阶级经世派维新先驱思想的萌发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长期实行闭关政策，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进步。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大炮，敲开了闭锁的中国的大门，惊起人们重新认识世界。林则徐、魏源，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

林则徐鸦片战争前曾任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河道总督等职。任职前后，他力主革除弊政，治河兴利，参与整顿改革盐政与漕政，显示出卓异的经世才能和廉洁的作风，受到人们的关注。

闭关政策造成的士大夫阶层孤陋寡闻、虚骄自大，在林则徐身上也不可避免地有所体现。在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的时候，他还认为，西方殖民主义者不过是“犬羊夷狄”，英国士兵“浑身裹缠”（指穿制服军装，扎武装带，打绑腿等），必然腰腿僵硬，打起仗来一仆而不能再起。这不是林则徐本人的过错，而是时代使然。可贵的是，林则徐经世致用的思想一但同西方势力相碰撞，便产生了以抵抗侵略为出发点而向西方学习的思想。

为了抵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林则徐到广州后，很快改变了盲目鄙弃西方的作法。他组织人翻译英文《广州周报》，以了解敌情。为通晓外国情况，他组织人将1836年伦敦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译成汉文，定名《四洲志》。另外，还选译了《各国律例》、《对华贸易罪过论》、以及《华事夷言》等书。和英军接触后，林则徐很快改变了当初的想法，看到英方“船坚”、“炮利”，非学习不可。为此，他组织搜集翻译了外国战船图式、大炮瞄准法等资料。这和当时清政府一些官僚认为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及机械、武器是什么“奇技淫巧”，研究了解外国情况是什么“矜奇眩异”等那种闭关自守、狂妄自大的思想、看法呈鲜明对比。

在反侵略战争中，林则徐非常重视武器装备，积极购置大炮，仿造快船，也非常重视军队素质的提高。鸦片战争后，他曾总结出克敌致胜的八字要言，即“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林则徐：《致姚春、王柏心》）他认识到“民心可用”，提出如果英国侵略军进入中国内河，允许人民“持刀痛杀”。

林则徐到广州后，看到了闭关政策造成的危害，因而他断然否定了一些人提出的“封关禁海”、断绝与一切国家通商贸易的荒谬主张，认为那样做的结果一是扩大了打击面，一是损害我国商民利益。他坚持“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正确贸易政策和策略，保护和鼓励正当通商贸易。林则徐上述种种主张，当然还都是站在维护清王朝的立场上的，但客观上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对以后的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魏源早期曾入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幕，编辑《皇朝经世文编》。魏源留心经世致用之学，曾参与盐政等方面的改革。鸦片战争对他思想影响很大，1841年曾在裕谦幕下参与抗英斗争。战后魏源发愤著书，编成《圣武记》、《海国图志》等大书，激励国人发奋图强，学习西方，抵抗侵略。

《海国图志》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影响巨大的一部著作。1841年，魏源在镇江受林则徐嘱托编此书。魏根据《四洲志》译稿及中外文献资料，于《南京条约》订立后不久整理成书。该书叙述世界各国的地理分布及历史政情，分析鸦片战争经验教训，探求富国强兵之道，内容宏富。

魏源书中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不仅仅是因为船炮不如人，更主要是指挥的错误与军队的腐败所致。许多清朝的将帅“非苟且即虚骄”，军队缺乏训练，纪律不整，“以此无律无谋之兵，即尽得夷炮夷艘，遽可大洋角逐乎？”在战略战术上，魏源提出了颇有见地的主张。他认为，英军孤军远来，所长在海上，所短在陆地。因而与英军作战，“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又鉴于清军的腐败、当地人民的英勇抵抗，他提出“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魏源还主张“纵其（指英军）深入，截其出口”，“坚壁清野……出奇设伏，多方误敌，使不可测”。他说，敌为客，我为主，“客兵利速战，主兵利持重，不与相战而惟与相持，行与同行，止与同止，（使敌人）无淡水可汲，无牛羊可掠，无硝药可配，无铁物可购，无篷缆可补，烟土货物无处可售，舵桅无处可修，又有水勇潜攻暗袭，不能安泊，放一弹即少一弹，杀一夷即少一夷，破一船即少一船……（我则）逸待劳，饱待饥，众待寡”，最后必能取胜。（《海国图志》卷一）

《海国图志》一书的中心思想，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批判了清政府的闭关政策，指出，清政府多年来不去了解世界，不准翻译西书，不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长技，更不知利用西方各国及其殖民地的复杂矛盾，以致造成战不能战、守不能守的败局。他明确指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只有了解熟悉“夷情”，才能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卷二）

魏源认为，西方的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对此，中国应该认真向西方学习，为我所用。他主张在广东建设造船厂、火器局，聘请法国、美国的技师传授技术，选送中国工匠学习制造。另编精锐水师三万人，延请西洋人教练驾驶、演炮、作战之法。“人习其技巧，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同上）

鸦片战争后，魏源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已经流露出不满，对西方资本主义某些制度表示欣羡。当然，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了解极为有限，处于一知半解状态。魏源认为西方国家“政治纷繁，各从其度”。英国有“巴厘满”（即英文议会parliament的音译，后又译巴力门），有五爵会议（即上议院）和乡绅会议（即下议院）。他说西方的议会和中国的军机处相似。对于美国总统四年一选举，他表示称赞，认为其“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对于议会选举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他感叹到：“可不谓周乎”！魏源还称赞美国联邦制度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对瑞士“不设君位”，“不立王侯”，“国无苟政，风俗俭仆，数百年不见兵举”，颇为赞赏，曰：“诚西土桃花源也”！（《海国图志后叙》）

尽管魏源这些议论，其出发点仍在于不悉夷情不可以筹远，但他这一介绍非同小可，起到了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作用。魏源的《海国图志》，对中国近代史上维新思想的产生，起了重大作用。该书传到日本国后，很快译成几十个版本的节译本。日本不少史学家认为，《海国图志》在日本的传播，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

（五）传统学术文化的变迁

1840年的鸦片战争，引起强烈的社会震荡。与此相对应，思想领域从经世致用发展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外，忧患意识也使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开始发生了重要变化。

传统的经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宋学（即程朱理学）与清代的汉学（即考据学，属古文经学）虽被清朝统治者定为官学、正学，二者又互争正统，终因远远脱离社会实际而衰落，毫无生命力。乾嘉时期已重新兴起的今文经学，鸦片战争前后形成气候。相对而言，今文经学的形式比较能容纳一些新的思想。预感到清王朝已经没落的龚自珍，倾心今文经学，抒发其社会批判思想。但他仍然是汉宋兼采，今古文兼容。到了魏源，则闹到壁垒森严的地步，他的《诗古微》、《书古微》等著作，必欲全面推翻古文经学而后快。

史学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之一，便是一改乾嘉以来埋头考证古史之风，当代史引起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并涌现出一批颇有影响的作品。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猖狂，大大刺激了魏源。他于1842年便以纪事本末体撰写了《圣武记》一书。该书详述清朝前期军事上的成就，意在激励国人树立打败西方侵略者的勇气与信心。而魏源的另一部史书《道光洋艘征抚记》，则是第一次英国侵华战争结束后撰写出来的一部鸦片战争史。该书在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过程中，揭露英国从走私鸦片到发动侵华战争的种种罪行。对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及三元里等地人民的抗英斗争予以赞扬，对清廷昏愦、官军腐败特别是琦善、奕山等人的卑怯求和，秉笔直书。书中还就鸦片战争中中国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了挽救的办法。

梁廷枬撰写的《夷氛闻记》，从道光初年禁烟写起，迄于1849年人民反入城斗争，追述鸦片战争全过程。书中赞扬林则徐等人的抗英业绩，揭露琦善、奕山、奕经等的丑恶行径，较详细地记载了广州人民几次大的反侵略斗争。因该书叙事质直，多有触犯时讳之处，刻本未署作者姓名。

面临西方殖民者侵华这一严酷现实，有识之士开始重视对西方地理、历史的探究。上文已经提到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之外，这方面的著作还有《瀛环志略》、《海国四说》等。徐继畲编著的《瀛环志略》一书，对世界近八十个国家的风土人情、舆地沿革及社会变迁，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其中各卷篇的开头，附有粗略的地图。该书传入日本后，影响很大。

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边疆会出现危机，开始重视对边疆地理的研究。姚莹的《康輶纪行》系考察西藏后而著。他提出要警惕英国对西藏的侵略，加强沿海及边疆的防务。他认为，英、法、美等国远离中国数万里，他们多年来研究中国，对中国的地理人事很熟悉，而我国对他们却没人了解，这是中国失败的原因。有感于此，姚莹在书中记载了不少有关英国、法国、俄罗斯、印度等国的历史地理知识。张穆撰写的《蒙古游牧记》（由何秋涛辑补校印），研究了蒙古各部的地理位置及前代在这一地区的设施。何秋涛注重边疆地理的研究，认为中国北部与沙俄接境，应该有专门著作加以考究。于是他博采中外有关资料，并经鉴别考证，写成《北徼汇编》。该书记述上自汉晋，下迄清道光年间的蒙古、新疆和东北地区的历史、地理，并注意了中俄关系问题。咸丰皇帝阅读后为该书赐名《朔方备乘》。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文学领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龚自珍才华横溢、大胆创新的新文风，不仅对当时，对以后的文坛也发生了重要影响。反映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爱国主义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现，是这一时期文坛的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事情。这类作品热情反映、讴歌了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对英国侵略者的暴行及清政府的妥协投降予以鞭笞。反侵略斗争中，广东民间出现了不少揭贴和檄文，如《全粤义士义民公檄》、《三元里居民示谕英夷》等。这些文字语言朴实、短小犀利、生动鲜明，当时即起了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也给我们研究这段历史留下了活生生的资料。一些爱国主义诗歌，广为流传。进士张维屏的长诗《三元里》，歌颂抗英志士，斥责奕山等媚敌乞和。“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催”。这些诗句使读者不难感受到群众高昂的爱国热情和雄伟的气势

文章到此结束，如果本次分享的1840到1949人们衣食的变化和1840年好八字的问题解决了您的问题，那么我们由衷的感到高兴！